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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将王建平落马记:父亲老革命 儿子“包工头”

2017-1-17 12:23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258| 评论: 0|来自: 武汉夜生活网 www.0271234.com

摘要: 在2016年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,12月29日下午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,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、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因涉嫌受贿犯罪,军事检察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。  从时间节点上看,这 ...

在2016年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,12月29日下午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,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、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因涉嫌受贿犯罪,军事检察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。

  从时间节点上看,这是2016年反腐的收官之“虎”;从军队反腐来看,这刷新了两项“纪录”: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现役上将,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成立后第一个被查的“军老虎”。

  当年热闹的王家小院如今一片萧瑟

  公开报道中,王建平最后一次现身是在2016年6月召开的全军实战化军事训练座谈会上,他做了题为《教战练将,大力抓好战略战役训练》的发言。两个月后,香港媒体《南华早报》率先曝出王建平被查的消息,称8月25日王建平在成都被带走,其妻子和秘书同时在北京被带走。随后,10月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,身为中央委员的王建平并未露面,进一步引发人们的猜测。

  王建平是现役上将,在他之前还有3名退役上将落马,分别是徐才厚、郭伯雄和田修思。

  曾有军方人士对媒体表示,王建平是早晚要出事的,军队里流传已久。同样有此预感的,还有王建平父亲王振海的老邻居们。

王建平之父王振海位于辽宁抚顺的家。(本刊记者朱东君摄)王建平之父王振海位于辽宁抚顺的家。(本刊记者朱东君摄)  

  王振海在辽宁省抚顺市住了近60年。“我们抚顺有个说法,在南台、北台住的都是达官贵人。”抚顺当地人介绍道。南台、北台最早都是日本人建的小洋楼。新中国成立后,抚顺市委办公地点设在附近,不少市领导就近住了进来。后来小洋楼大多拆了重建。曾担任抚顺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、抚顺市委副书记的王振海也住在这里。

  如今看来,这片小洋楼已有些老旧。王振海在矿务局的老部下崔载述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:“这房子的居住条件并不好,虽是两层小楼,但房间面积不大,布局不合理,甚至没有客厅。市里曾提议给王振海换房子,但他没有同意。每到10月,房子的光线会被前面的楼房挡住,家里就很冷。”于是大约从2010年起,王振海夫妇每年10月都前往北京过冬,来年5月再回到抚顺。王振海于2015年去世,他的老伴商秀兰(音)也在一年后离世。

  据知情人士说,王振海在河北石家庄市赞皇县老家原有一个妻子,生了一儿一女。后来王振海离开家乡,参加革命工作,工作中又与商秀兰相识、结合,又生了三子三女。王建平是商秀兰生的第二个儿子,他的哥哥已去世,弟弟原来在抚顺的媒体工作,后来去了北京一家媒体。

王振海夫妇同子女合影,后排右二为王建平(资料图片)。王振海夫妇同子女合影,后排右二为王建平(资料图片)。  

  王振海住在抚顺的时候喜欢在院子里种菜、种花,一片生机盎然的样子。如今已人去楼空,王振海当年搭起来的葡萄架,了无生气地立在寒风中。偶尔也有人出入小院,那是王振海小儿媳家的亲戚。一位邻居说:“之前他家小儿子的岳母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,现在也不来住了。”

  这处小院从热闹到萧瑟,只花了几年时间。几年前,当王建平还是武警部队司令员的时候,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

  “当时小院鲜花盛开,门口车来车往,葡萄架下人来人往,从早到晚都不消停。市里的武警战士、省里的武警战士、地方上的领导,都常来走动。据说王建平曾放话,谁再去就撤谁的职,但也没起作用。”王振海家的邻居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,“他们今天来送苗,明天来松土,后天再来找别的活儿干。有时候不等王振海从北京回到抚顺,小院的一畦菜地早已被翻好地、种好苗,收拾得极规整。”

  但商秀兰不愿拿好处、收东西。送东西的人因此要颇费一番心思。“院子里摆过一条武警战士送来的靠背长椅,是破旧的椅子上面刷了一层新漆,这样商秀兰才收了,要是新椅子她肯定不要。”当地住户透露,“她还不同意王振海接受宴请,于是不少人就带上吃食来找王振海,坐在院子里吃,商秀兰觉得这不是请客,才稍微能接受。王建平气势最盛的时候,这院子里真是热闹非凡。”

  2014年12月,王建平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,级别没变,但离开了武警部队司令员的岗位。而在半年前,中央决定开除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党籍、军籍、取消其上将军衔,军中反腐的大幕已拉开,抚顺当地人对王建平的调任也高度敏感,“拿掉王建平的实权是为了揭武警部队贪腐的盖子”的传闻渐渐多起来,王家小院的热闹劲儿马上烟消云散。

  “原来有邻居常跑去王振海家帮忙收拾菜地,这时也不去了。其他邻居就调侃道,瞧这眼力见儿。”王振海的邻居回忆,“武警战士更是没人来了。以前一下雪,王家门前一整条街都被扫得干干净净;2015年元旦后的第一场雪,没人来扫,我们开玩笑说:‘再也借不上王家的光了。’”

  如此明显的变化,王振海夫妇多少有所察觉。在崔载述的印象中,王振海的身体不错,但王建平调任副总参谋长不到一年,王振海就在北京去世了。崔载述觉得,“王振海干过革命,一辈子经历过多次政治起落,心里该是明白的”。他到北京参加王振海的葬礼,见到了王建平,“参加葬礼的人并不多。”邻居也发现,商秀兰的情绪低落。“以前邻里之间红白喜事的份子钱,她都找理由把钱还了回去。老两口这么快就前后脚去世了,跟王建平的事肯定有关系。”

  老革命的家风断代了

  其实在抚顺,王振海的名气要远大于王建平。

  王振海1920年出生于赞皇县的一个农民家庭,“七七事变”后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斗争,后来又参加过解放石家庄、太原的战斗以及平津战役等。之后,按照中央解放全中国的统一部署,他随大军渡江南下,先后任福建惠安县县长、福建省军区第五分区武装部副部长、泉州地委副专员等职。1954年,王振海作为支援东北建设的干部,奉调到辽宁工作。此前一年,王建平出生。

  王振海到抚顺后,担任老虎台矿党委书记、矿长。“那时老虎台矿就是1万职工的大矿了,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煤矿之一。王振海刚上任时对煤矿一窍不通,但他好学,每天早上六七点,就让矿上的工程师给他上课,后来熟练掌握了各种技术知识。”

  崔载述回忆道,“他给人的印象颇好,为人正派。工人对王振海很拥护。1958年大跃进期间,王振海抵制破坏生产规律的做法,被错划为右派,调到了龙凤矿。后来老虎台矿多次发生事故,工人再三呼吁王振海调回来,觉得他是一个能带头、有作为、按规律办事的领导。1962年王振海又回到了老虎台矿。”

王振海曾见证了抚顺煤矿产业的鼎盛时期。图为抚顺西露天煤矿。(本刊记者朱东君摄)王振海曾见证了抚顺煤矿产业的鼎盛时期。图为抚顺西露天煤矿。(本刊记者朱东君摄)  

  上世纪60年代,王振海被调到抚顺市矿务局工作。当地有句话,“先有矿务局,后有抚顺市”。抚顺市档案局前局长金铎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解释说:“抚顺是座因煤而兴的城市,抚顺矿务局的历史超过百年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,惯例就是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市委常委。”王振海在抚顺矿务局先后任第一副局长、局长、党委书记等职,继而出任抚顺市委常委、市委副书记。1980年,王振海调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,两年后退休,回到抚顺养老。

  在邻居的眼里,王振海没什么官架子。有邻居曾想借用两家宅院间的公共区域,王振海二话没说就让了出来,“他特别能为别人着想,还时常拿钱资助贫困学生”。

  王振海退休后也像个老顽童,喜欢开玩笑。“他还喜欢写字,常送给我们。下次再见到,就会问:‘你把我的字裱起来了没有啊?’”金铎说,“王振海去世前几年,将自己收藏的一些字画捐给了抚顺市档案馆,他说,‘小毛(小儿子)和建平也都想要,我讲你们想要你们自己去弄,我的要捐给档案馆。’”

  当然,王振海对自己这个上将儿子是很引以为傲的。崔载述记得他去王振海家时,“他会特意给我看王建平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,以及印有王建平形象的挂历。”邻居们说,王建平很少回抚顺,“但每次要回来,王振海就特别高兴,会忍不住和别人讲,‘我儿子要回来了!’这时老伴商秀兰就出来责备他,‘不是说了不要讲吗?’如果王振海拿王建平的照片给别人看,商秀兰也会阻止他,‘不是说了不要看吗?’”

  在外人眼里,商秀兰严谨、低调。“她多年疾病缠身,但凡事尽量亲力亲为。有一年商秀兰拎了壶开水,上楼给王振海灌热水袋,一步没站稳,整壶开水浇在胳膊和身上,严重烫伤,休养了好久才痊愈。”她对孩子管教很严,据说王建平儿时颇为顽劣,有一次偷了老乡家的黄瓜,边走边吃,剩下的装在书包里。商秀兰发现后当场打了他,带着他把黄瓜送回去,吃掉的还另付了钱。

  王建平步步高升,商秀兰却是处处小心,生怕给儿子带来不好的影响。“小儿子夫妇原来与两位老人同住。小儿子爱喝酒,商秀兰便经常告诫他不要老去外面喝,影响不好。”邻居们说,“在商秀兰的打理下,家中基本上见不到与王建平相关的物品。有人上门求办事,王振海都会撂一句‘去找老商,我说了不算’。商秀兰要是也推脱不了,就会和王建平的妻子联系。”

  王振海的一个邻居清楚地记得:“王建平的母亲商秀兰跟我聊天时,曾提到不喜欢孙子做生意。我随口问了句,‘他做什么生意?’商秀兰就叹气:‘我也搞不清做的什么,反正各地都有生意,我觉得做生意不好。’”

  王建平有一个儿子,在王建平被调查后,媒体报道称,他的儿子包揽了不少武警部队的工程,还有一些工程由他儿子“发配”给承建商,王建平对此明知故纵,使儿子大发其财。老人的预感何其准确,优良的家风不在了,麻烦也就来了。

  从乙种师走出来的优秀师长

  王建平曾经是一名优秀士兵。1969年,16岁的他参了军,先后在锦州任炮兵42团团长,第四十集团军炮兵旅参谋长、副旅长、旅长。1992年,他担任第四十集团军120师师长,驻扎在兴城郊外。

  《环球人物》记者接触到的抚顺人,大多认为王家在部队并没什么影响力,王建平的升迁应该不是依靠王振海的关系。当地流传着一个传奇故事来解释他的升迁——传说王建平在1969年入伍后,作为新兵参加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。他半夜外出寻冰解渴,却发现了一辆苏军坦克,立即上报,我军俘获这辆坦克,并推进了我国坦克的研制,王建平因此立功。但了解王建平的人说,这个传说不可信,王建平没有上过战场。

  还有人把王建平的快速升迁归因于他的岳父,称王建平在锦州服役期间被部队领导看中,领导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这一婚姻细节得到知情人士的确认:“王建平的岳父曾是沈阳部队里级别较高的领导,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退休,那时王建平的职位还不高,谈不上岳父提携。他后来的迅速升迁应该是凭借自身过硬的素质。他当连长的时候,带的连就是非常好的连;当营长的时候,带的营就是非常好的营。而且那时候部队提干标准很严,不存在买官卖官的情况,优秀的战士才能当班长,优秀的班长才能当排长。实事求是地说,那时的王建平表现确实非常不错。”

  120师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,由抗日游击队发展而来。后来与118师、119师同属第四十集团军。“当时只有118师是甲种师,也就是主力部队;120师是乙种师,并不是第四十集团军着重培养的对象,提干也往往从118师选,而不是从120师选。”知情人士介绍说,“但王建平任120师师长期间,狠抓部队建设,提出要克服乙种师难作为的思想,乙种师也要创造像甲种师一样的工作成绩,要做到部队像部队的样子,营区像营区的样子,军人像军人的样子。此后,120师在军事训练、营房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,也获得了不少奖。”

  那时王建平在部队的口碑也不错,“除了过硬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外,大部分士兵觉得他很务实,私底下评价他平易近人,有人情味。”据说他当团长时,一次坐着吉普车回营房,路上看到认识的老干部家属,就命令立即停车,让车上的人徒步回去,让老干部家属坐车回家。

位于兴城的120师驻地。(本刊记者朱东君摄)位于兴城的120师驻地。(本刊记者朱东君摄)

  1996年10月,120师转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,两个月后,王建平调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。有知情人士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,西藏工作任务艰巨、条件艰苦,当时调王建平去可能是锻炼他。其间,王建平的妻子一直在锦州某部队医院任职。后来王建平进京工作,妻子也跟着去了北京。

  2009年,王建平出任武警部队司令员,3年后晋升为上将。据媒体分析,王建平的问题就出在他主政武警部队期间。他早年的优良作风此时显然已荡然无存,他带给家人的荣耀也变成苦涩。

  谁来监督一把手

  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在辽宁省走访期间,不少人向我们提起正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《打铁还需自身硬》,这部掐着点在本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前播放的反腐大片,再次掀起了人们对反腐的关注热潮。片中,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一语道破了一把手权力运行的逻辑:“最后都是组织通过、组织决定、集体通过。但是谁先提?用人的提名权是最至关重要的,没人提名,你是进不了那个圈子的。当一把手35年,我的体会是,如果你一把手开口了,基本上没有人反对。”

 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王建平一路从团长、旅长,做到师长、司令员,不可能没有体会过一把手的种种特权。一位部队内部人士举了个例子:“要提一个团长,管人事的人去问师长的意见,师长一句‘提谁还用我说吗?’管人事的就明白了师长的意思,到下面去征求意见时,就可能直接问,你觉得某某某当团长怎么样。而在早年,候选人都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投票才能当选。一旦一把手意愿成了风气,也就没有投票了。”

  “30多年来,我们在经济领域里摒弃了苏联模式,但在政治领域还残留着影子。”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。几年前,他出版了《苏共亡党之谜》一书,书中剖析了“苏联模式”的两个根本性弊端,一是集决策权、执行权、监督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;二是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的选人用人体制,也就是从上往下层层任命干部,而非从下往上层层选举干部,这在短期内可以,长期就要出问题。

  因此有个奇怪的现象,党政军一把手都是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千挑万选的,而他们往往是最易腐败的。李永忠认为:“王建平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,权力不受监督制约,权力没有科学地分解。所以不仅要看到王建平自身素质的问题,更要看到权力运行机制内在的问题。我在20年前创造了一个词——异体监督,就是要解决这种权力结构的问题,因为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。目前推进的改革,如让解放军审计署脱离总后勤部,直归中央军委管;纪委对各大战区派驻纪检组,加强巡视等,都是发挥异体监督的作用。”

  武警部队又有其特殊性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:“一方面,它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。到底谁主要领导和监管?这就有点模糊了。”另一方面,武警由内卫、黄金、森林、水电、交通等部队以及公安边防、消防、警卫等部队组成。“和地方的联系比较紧密,参与的经济活动不少,这是武警比别的部队更容易产生腐败的原因。”李永忠说。

  在王建平落马前,武警部队就有一批“老虎”被查处,包括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刘占琪、原政委王信、原总工程师缪贵荣、原副司令员瞿木田,以及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牛志忠。武警交通部队主要承担公路、港口及城建等施工任务。

  知情人士说:“王建平的儿子能接到武警的工程,很可能就与刘占琪有关。未必是王建平主动找的刘占琪,可能刘占琪给他儿子好处,他也就默许了。”

王建平的落马与其他“大老虎”也有关联——周永康曾主政公安部,与王建平的工作关系密切;徐才厚曾在沈阳军区任职,可能与王建平有交集,且他出任军委副主席后也是王建平的上级;同时王建平的上级领导还包括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。

  “如果权力的顶层得不到监督,形成了一个个圈子,那顶层以下的人势必要选择:我是进圈子,还是游离在圈子之外?团团伙伙就这样严重起来。”任建明说,“这个问题要自上而下地解决。习总书记讲,‘在党内,谁有资格犯大错误?我看还是高级干部。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,造成的危害大,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。’对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将领,怎么能建立有效的监督?正在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就迈出了一大步,它由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产生,以后党内监督、军队监督的位阶和独立性,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。顶层的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,大树底下才不会小树丛生,团团伙伙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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